Mar 18

最近瑣事繁多，沒法專注。

一直重複在畢業製作的迴圈裡打轉，我想了很久才想清楚，這是來自於自己對自己的不了解，對於自己想做的事不夠堅定，其實是心不夠堅定吧。如果我對於接下來人生裡要發生的事有足夠的信心面對，可能這一切都能夠迎刃而解。

但最近的每一天都糜糜爛爛地在過，常常坐在工作室裡不知道做什麼，就一直想，一直想自己想要幹麻，但從未真正去幹嘛。算了一下，距離畢業考只剩下八、九週，畢業考一個月後就是畢業展了。在臺灣的家人與在巴黎的弟弟要來了，他們第一次來倫敦找我，看的是我這兩年的成果，做不好又要讓他們失望了。但我又想要讓他們看什麼呢，我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們看到什麼呢。

其實這些都是藉口。

最重要的還是自己，如果自己足夠清楚，這些都不是問題了。常常看的坐在我旁邊的Ｅ一直做著自己擅長而喜歡的事，覺得很是羨慕，但也常常看著她崩潰焦慮。我常常向Ａ說我生活裡的高低起伏，她跟我說，我們一生擺脫不了這種感覺的，我們只能想辦法跟它共存。

這話說得太對了。

但聽起來有點難過。

除了這些，我還在想著如何跟學校抗爭。最近跟同學聊，他們常常覺得我太激烈了，但我同時告訴他們，當我們發現這個權力結構有問題而選擇沈默時，我們不只選擇犧牲自己的權利，同時也是這個結構下的共犯。

他們最後都說，做你覺得正確的事。

「這是我的國家這幾年教我的事，這是臺灣教我的事。」

三一八五週年。

Mar 7

上週四二二八參與了下一屆的面試，二二八是我RCA面試的兩週年，選擇那天有另外的意義。是一種儀式。

但二二八對於臺灣又有另一層意義了。

跟我的指導教授Debbie坐在螢幕前面有些彆扭。整個下午我們一起面試了六個學生，四個來自中國，一個希臘，一個阿根廷。 Ｄ在面試開始前才告知我我也需要像考官一樣發問，我沒有任何準備，不知所措，我以為我只是來旁觀，來回答面試者的問題。

但整場面試下來一切順暢，除了幾個學生的網路訊號不穩。我問了一些兩年前的我也答不上來的問題，對他們有些抱歉，但同時也才意識到自己在這裡待上將近兩年，改變了如此多，這是一個極度好的機會讓我能夠反思自己這兩年的進展。

看他們的作品集像看自己的，但也不一樣。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都過度準備， 準備講稿，逐字唸，練習腔調太嚴重，英文能力還不足以闡述自己真正的想法，這些在面試都不佔優勢。即使我在旁邊能夠理解他們想要說的，但我也無法幫他們說話。我試圖用問題引導他們，但他們仍然無法說出來。

面試是需要技巧的，但同時也是不需要技巧的。

我想起來兩年前的面試，一個人坐在交大的研究室裡如坐針氈，直到打開鏡頭，我腦中一片空白，久久不知道說甚麼。但記憶裡其實我也沒說了甚麼，作品的概念也一樣膚淺表面，對RCA一點也不了解，學校網站對課程的描述也沒有看。學校的作品集繳交系統規定一人只能繳交六件作品，每件作品最多六張照片，我看到很多學生都密密麻麻將很多作品照片、過程濃縮到一張照片裡。我記得我傻傻的就交了幾張照片，有些作品只放了兩張，作品描述大概也是兩行點到為止，不想多說，但更多的是其實我不知道要說甚麼。

我常常跟同學聊到我的面試多糟糕，但每個人都說了同樣的話。

為時半小時的面試我記得我當初只說了十分鐘就被掛電話了，那個晚上睡不著覺，心情糟糕。直到我收到錄取通知我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但現在好像懂了。當時沒有任何準備的我把最誠實的我交了出去。

那個下午結束六場面試後，我跟Ｄ提起我當年的面試，她說她記得我的表現極好，我說錯了，從頭到我我一路踉蹌。她說她記得我拿著Květa Pacovská的繪本講得興奮。

她還記得。我有些驚訝。

但可能我真的做對了一些事情吧。

照片是我跟Ｄ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張兩人合照，是一名學生在面試時偷偷截圖，在我們掛上電話之後傳來的，Ｄ在我旁邊笑得開懷。

Mar 6

Ken在昨天課堂結束的時候對我說，他通常不會鼓勵學生寫詩闡述自己的作品，但我很明顯有一些東西在裡面，問我有沒有讀過Frank O'Hara，我的文字裡有他的影子。

可是我沒有。

今年一直在發展的主題關於遠距離感情，關於時間、地點、人，關於測量與心理的距離，關於抽象概念的延伸，關於好幾封從未寄出也從未寄達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