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28

Ｌ是我第一個喜歡的人。高中時代我們一起上學，一起穿越植物園去萬華搭火車回家，我在樹林下車，他繼續往南。我們是高中社團的朋友，每到週末我們上山看動物植物，找山椒魚，走來回四十公里的北橫公路，半夜到富陽公園不小心走到墓仔埔⋯⋯好多十八歲青春期的記憶跑出來，像泡泡，一下子又消失了。

上回見面是三年前，他帶女友來看我的畢業展，我們說了幾句話，但說了甚麼記不清。後來他去德國的慕尼黑讀書，我去德國兩次，都沒見著。這是第三次，前幾天他捎了訊息給我，問我倫敦地址，說要寄信給我。今天我們才又在柏林見著。

重新見面，有熟悉又陌生的感覺，他又變了一些，我想我也是吧。我們一起去南邊的植物園，他還是一樣對未知的事物有所好奇，一樣敏銳，一樣查查找找要把事情弄清楚，好多高中外採的記憶又重新跑出來。

很久以前寫了一首詩給他，在紅樓文學獎得獎了，所有人包含評審都以為我在悼念亡友，但其實是寫給他了。很久以後我向他坦白，

他說他知道的。

找房子

初次抵達倫敦，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記不太清。這是第二次，去年九月中抵達倫敦希斯洛機場之後，海關詢問我這次來訪英國的理由。來生活。我從機場鑽出來後便走出機場點了一支菸，那天的天氣晴朗，有不真實的感受。我用機場微弱的無線網路撥電話給愛人：我很好，天氣很好，倫敦很好。其實一點都不好，前一天，出發往機場前的幾個小時，我在臺北的窗台抽菸，想著之後，我要離開自己的房間，前往他國，找到自己的處所。那段時間我把自己的情緒壓抑下來，我討厭告別，每天像是平常一樣浪費時間，循熟悉的路徑把家的模樣記清楚，洋裝沒有是將要發生，直到愛人寄來一封信，我點開來，眼淚一直掉下來，顆顆清楚，粒粒分明，掉在地上的聲音清晰地我現在都聽得到。

抵達倫敦的前幾週，我暫時待在距離學校兩分鐘路程的青年旅社裡，旅社的主人凱蘿聽聞我正在找房，向我推薦房屋仲介，照三餐關心進度，叮囑我千萬不要受騙。我每天叩問不同的房屋仲介，始終找不到理想的房間。正值開學前夕，粥少僧多，留學生一批批抵達，有些人已經在網上繳了租金，下飛機後直接遷入；有些租賃學生公寓，但價格高昂；其餘則跟我一樣，在不著邊際的倫敦奔走，只求一個能夠容身的居所。倫敦的房價高地驚人，我無法想像同樣的價格在臺北能夠租下一整層公寓，在倫敦只能找到一間尚可的分租的房間。不知道是我的標準太高，還是倫敦的房東太隨便，我看了不下幾時間的房間，不是格局怪異、房間狹窄、採光不好，就是環境老舊，有些甚至隨意隔間，擺一張床就佔滿整個房間。整整三週我都一直待在青年旅社裡的同一個床位。凱蘿大概怕我擔心，總是盡量安排旅客住進另一個房間，逼不得已才會讓住一、兩晚的房客住進來。每一晚不同的房客住進來，隔天離開，他們是過客，我以前也是他們，但這次不一樣，再也不能說走就走，說離開就離開，這是一種責任。

我是來生活的。

最後我鑽入西二區的方正的房間裡，一張雙人床、一張桌子、一個衣櫥與抽屜櫃，沒有其他了，所幸有一個窗戶能夠讓陽光照進來。獨棟房子裡包含我住了六個人，共用兩間浴室與一間廚房，還有一個沒有人在打理的後院。我在開學那天搬進來，一直記得那天，我一個人拖兩個行李箱與一個大同電鍋，從旅社搭公車到仲介領鑰匙，再獨自把行囊扛上二樓的房間。房間距離學校步程十五分鐘，這附近都是住宅區，滿地都是兩層樓、電影裡那種英國鄉村的獨棟房子。搬進去的第一天晚上，我遇見隔壁房間剛要搬走的黑人情侶，他們警告我說，樓下的女人與兒子很瘋狂。我不以為，後來情侶離去前又跟女人吵了一架。我獨自待在房間內，那些爭吵的聲音傳上來像是一把又一把的箭，重重刺到門上。

我一點也不想惹上麻煩。

此後的生活便在居所與學校間來回擺盪。我習慣在工作室裡做事，工作室的桌面很快就變得雜亂無章，一旁的牆壁貼滿草圖、課表，或是搜集而來的拼貼的素材。一次與老師安的會談，她看了我的桌面問我，你的植物呢？（系主任在開學前寄信請我們帶植物來綠化）我說，都在臺灣，我向她說起與愛人的故事，說得激動。她說，改天我送你一盆吧。幾週之後她在我桌上留了紙條，還有一盆花葉蘆竹。我把它帶回房間放在桌邊，它常常讓我想起愛人。

從居所到學校的路上，需要跨越一條快速道路，那裡的車跑得兇猛快速。有一天夜半返家路上，左腹突然一陣劇痛，我甚至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中彈。仔細看清楚才發現自己被砸蛋了，一顆蛋，在地面碎開來，像一朵花綻放。我感到莫名其妙地難過，回家之後掀起衣服發現瘀青，瘀青在身上是一種我生活在倫敦的證據。我反覆回想事發經過：我走在道路右側，蛋從左方來，所以蛋勢必是從某一臺車出發，經過短暫幾秒，準確無誤地抵達我的左腹。我不願多想，就當作沒有發生這件事。每天早上走路上學的途中總是會遇到，蛋汁乾了，但蛋殼還在，它每天不斷地提醒我，我便用力記得它。我日日為它拍一張照片，看著它一天一天隨著時間慢慢淡去，蛋汁的痕跡愈來愈模糊，蛋殼則愈來愈碎、愈來愈少。直到我再也認不出來，我的瘀青也消失了。

忘了從甚麼時候開始，樓下的女人與兒子開始找碴，挑三揀四向我抱怨，他們說我在房裡太吵，使用廚房不清理，關門大聲，亂放雜物，好像所有他們不慣的事都是出自於我。我日日在學校工作室待上午夜，返家之後也僅是洗澡睡覺，躺在床上看Youtube，根本不太走動。兒子工作時間不穩定，有時顛倒日常，晚上工作，白日補眠，他甚至要求室友在白天時間保持安靜，有時我移動椅子或不慎摔落杯子，他便覺得吵。我在廚房料理，女人會進來埋怨我亂堆雜物，我說那些雜物不屬於我，她怎麼也不相信，我百口莫辯。幾次我受不了，吵得大聲，她便找來兒子合作，兒子四十歲了，與女人住在一起，女人日日煮飯供養他，他卻要我趕快長大，不要再幼稚了。我想他們必然有些困難，不然不會一同住在一棟分租的房子的一間房間裡。但他們的話總是說得刺耳，轟轟轟刺在一個隻身來異鄉求學的我身上，字字都痛，況且在這個城市裡，向誰抱怨都沒用，房仲收了租金後就不了了之。

半年租期一到，我立刻決定搬家。我又開始重複一樣的過程，叩問一間又一間的房屋仲介，上網找房，卻差點遇上詐騙。那段時間正逢籌備選修課的校外展覽，同時準備一年一度的資格考，找房子變得更困難。我常常羨慕那些住得高級的同學，他們有的擁有一整層公寓，有的住在市區，有的與一群友善的室友共享。前半年在倫敦的生活讓我變得多疑，有些房東的舉止讓我舉步維艱，遲遲無法決定，譬如合約不甚清楚，說詞反覆，不瞭解房客細節，總是模糊帶過。有一次，我找到一個房間符合我的所有需求：租金便宜、距離學校近、只與另外兩人合租、房間不大不小但方正、有窗，我當場決定，房東也同意，我們一同約定簽約與搬入的日期。離開之後我多問了幾個問題，她便拒絕我的入住，從此不接電話，消失無蹤。

我只需要一個合適的房間。
這是多麽奢侈的願望。

英國同學同情我的遭遇，但我想他們是無法理解的。他們離家近，跳上火車幾個小時後就抵達。他們偶爾問起愛人，或者問我甚麼時候回家。我跟他們說，畢業之前我是不會回家的。他們總是發出驚訝的表情久久說不出話。我只能聳聳肩，不知道說甚麼。偶爾與愛人通話，壓力大的時候哭出來，他不知道怎麼幫助我，我也覺得愧疚。是啊，我們都沒有選擇。我用Google Maps仔細計算過，我們兩個人的居所距離九千六百四十一點七一公里，相隔七至八個時區，怎麼樣也無法見上一面。以前我常去他家借宿，房間的陽臺種滿我們一起在臺灣各地購入的植物，他常常拍照說，你看，它們長大了。

安送我的植物卻死去了。

最後我選擇學校旁邊國宅的一個房間，房間較之前的狹小，但該有的都有。室友各過各的生活，不會過問彼此，但不要干涉彼此，這樣就足夠。剛住進去還好，直到我發現每到夜晚，一群青少年聚集在房間外面，抽麻、喝酒、大聲談天。每當菸味飄入，吵雜聲傳進來，我才發現房間的牆壁上有一個怎麼也封不起來的通風孔，它是怎麼也擺脫不了的癌，預示著下一次找房的開始。


刊於 2018. 11. 17 聯合晚報副刊

文學還在

睿哲：

二〇一五年，旻瑞在得了大獎後的致詞裡提到：「我們都是寫作路上的失蹤兒童。」他事後跟我說，我也包含在內。那時候我在新竹讀研究所，日日夜夜在地下潮濕的工作室裡蟄伏，像一隻蟲，夜半再緩緩騎車返家。從學校到家的距離，大概是最安靜的時刻，我常常想起在更久之前，寫作、投稿，那樣子單純而富有期待的日子。有的時候我甚至快要想不起來當初青春正茂盛的樣子，那個時候的自己多話，話多了就寫下來，好像成為一種習慣。

說實話的，其實我也從未認為自己走在寫作路上。高中的時候多愁善感，寫作成了一種抒發情緒的方式，偶然得獎，促使我好像慢慢被人看見。後來大學讀設計，後來慢慢接案，偶爾遇見出版社的主編，他們看見我的名字的時候會問起我是不是當初的那個人，還有繼續寫嗎，有稿子都可以發給他們看，有機會的話可以出版。我通常都低低著頭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也不是沒有過想要出書的夢，這個夢後來就淡忘。高三畢業前夕，性傑老師語重心長地說他感覺我遇到瓶頸了。其實心裡是明白的。畢業典禮那一個晚上，典禮結束後大夥笑著在教室收拾行囊，把教室後方的櫃子清理乾淨，像是在對過去的自己進行一次告別的儀式，今天與明天，畫一條線，再過去就沒有童年了。我們在校門口前面合影道別，他們往中正紀念堂，我往萬華車站，高中生涯嘎然而止，好像有那麼一個時刻，忽然知道自己不能寫了。

也許是不想寫了，或是不敢寫了。上了大學之後偶爾有寫，多半寫了揉爛，丟棄一旁。偶爾跟Ｏ聯絡，Ｏ得了大獎之後就沒再寫，他說不知道為了甚麼而寫，我也是。有的時候我會懷念起當年那個甚麼都敢說的自己，每天上學放學，在通勤的搖晃的公車上用Sony Ericsson紀錄生活的日子，好近又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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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南：

這世界上有許多迷人而且值得嚮往的東西，文字是其中之一。它也是我生命中最先愛上與追求的。

現實生活的流動，有時候不足夠、也來不及彰顯其內在的豐富意涵，這時候，寫作就成了乘載那些精神的最好的舞台。這不意味著，寫作必須打造額外的巧奪天工之詞，雖然那也有一種精工藝的樂趣；然而，讓我最為讚嘆與著迷的，是發現生命之中，你我遭遇的那些既獨特卻又普遍的故事，一落於稿紙，就像是電影鏡頭下收入的畫面，無論是微風中的羸弱小草、磚紅牆頭，還是繁忙川流的街道、焦慮而緊握的雙手，抑或老婦的咿呀織布機、嬰兒的瀅瀅酒窩──在鏡頭的關注下，一幕幕都那麼深刻雋永。蒼穹之下的點滴，歡愉或是苦難，一旦真誠地讓它們一一充分開顯，便自有一股神聖的美感。

回顧這段愛戀文字的青春之路，是美好又讓人心懷感謝的。尋常的日子，通過一枝筆的努力，可以留下詩意的線索，暗示著通往晃晃聖殿。光陰的流逝，現象的泡幻，文字彷彿能許它們一個永生的願。化腐朽為神奇，化平凡為不朽，化人生的虛無為意義，化點點悲傷的淚斑為美麗詩篇。從這個角度而言，文學一如其他的藝術，是一種詮釋與精煉生命經驗的活動。而對藝術的追尋，其背後隱約有一個驅動的根源，對於我，那個根源，是對美的追求。

但是，若更進一步地檢視文學，又能在所有藝術媒介之中，發掘文學獨樹一格之處。那就是它所使用的媒材──文字──本身的透明性。它不像雕刻、繪畫、音樂，以石頭、顏料、旋律等物質性或知覺性的材料組成。文字是全然被穿透的符號，沒有一個字會停留在它自身。它總是指向意義，超出它自己。當文字真正被使用時，本身甚至是「不在場的」。這樣的穿透性，讓文學作品能被作家的意志全然地浸透。我的文字幾乎等同了我的意志，使我擁有最高的主體性。如果留意到一點，那麼在對美的追求中向文學靠攏，而未選擇其他藝術，或許已經預示了我後來對哲學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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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哲：

年少的每一天都是尋常。我無法記憶起那個時候的自己是如何度過每一天，但似乎有跡可循：每一天依著相同的路徑，在一樣的路口轉彎，搭同一班公車，在同一個時間點抵達教室，按照相同的課表上課，在同一個時間點離開學校。好像都是如此。現在想起來，那樣的日子聽起來無趣，但不知道為什麼年少的日子有了文字或其他之後就不這麼平凡。我喜歡你說的文字是全然被穿透的符號，它總是指向意義，超出它自己。對我來說，文字仍帶著它自己的材質，在不同排列組合裡產生不同的指涉。年少的文字也因為年少的狂妄與單純，有了另一種特別的顏色。

不寫字之後，我開始畫圖。畫圖好像也是如此。二〇一六年幫徐珮芬的詩集《在黑洞中我看見自己的眼睛》畫了一系列的插畫，我用我的方式重新詮釋了她的詩，我在這個系列中使用了各種不同的媒材，讓那些材質、層次自己產生對話，我喜歡把各種媒材擺放在一起，讓它們安靜地、輕輕地碰撞，發出清脆而模糊的聲音。寫作對我來說也是如此，我喜歡觀察每個作家是如何排列文字，我們說同樣的語言，使用相同的文法，卻因為擺放的方式不同而產生不同層面的意義。李歐納・科仁在《擺放的方式》一書中提及，「擺放物品通常傳達了某種意義。」大抵是平面設計的背景與寫作的影響，我喜歡玩弄圖像的排列，如同排版，我只是使用了另一種物件，在相同的版面做一樣的事。

常常有人問起我，插畫是甚麼？我也說不上來。但對我來說，它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字。作家與畫家都是在傳達甚麼的人（communicator），他們都在說他們想說的話，用的僅僅是不同的方式與形式，但概念是相同的。當我畫不出圖的時候，我會試圖回想當年是如何找到靈感，我會誠實地詢問自己，那些傷口、那些深刻的經驗、那些人、那些街道的風景。忘記是誰曾經跟我說過，寫好散文就是不斷地傷害自己、傷害他人。我想任何形式的創作都是誠實的。誠實地面對自己，誠實地回應自己。如果我的創作不再誠實，那就失去我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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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南：

很有趣，我發現我們分別從文學走往藝術，以及從文學走往哲學，然而當中繼承的卻是兩種相對的文學特質。你特別著重的是文字自身帶有的材質、顏色、氣味，它們排列組合構成的不同氛圍。我提及的卻是文字作為符號指向意義，裝載了意志而生的主體性。

這個差異，曾經在沙特的《何謂文學》中被詳細討論。在那裡，沙特區分了詩與散文的不同。詩雖也以文字構成，但被沙特歸入與繪畫、雕刻及音樂同類的藝術，而不與散文同類。詩人感受這個世界，然後用文字來呈現這個世界。然而，文字原初的使用是「命名」——用一個字眼指到某個對象，也就是前述的符號的運作。但是詩人感受世界的方式並不是命名，而是擁有感性經驗。詩人用文字呈現感性經驗，正好是打破了文字的使用方式。因而說，詩人是「在語言之外」。

如此一來，詩人作詩與畫家作畫本質並無不同。無論是用顏料還是字母，皆不透明了，都是在描繪、拼貼出某個畫面。正如你說的，你喜歡把各種媒材擺放在一起，或玩弄圖像的排列，寫作對你也是如此。

相對於此，散文作者則是「在語言之內」，意思是，散文是在語言框架內完成，而這個框架正是那文字本身不在場的符號原理。散文作者充分使用文字的承載功能，即文字的透明性，而且正是運用文字這樣的性格，來發聲、勸說、影射作者所要表達的。

因此，容我粗略地這麼說，你承襲了文學中的「詩的精神」，而我承襲了文學中的「散文精神」。這其實也說明了文學的內在，走往藝術，以及走往哲學的兩個方向。前者習於暗示，後者習於雄辯。當詩愈發往媒材本身的姿態發展，它逐漸與藝術靠攏；當散文精神中「文以載道」之「道」發育過盛，其文藝之美便衰落了。

於我，藝術是生命情感的渲染與表現，濃烈迷人，使歡喜更加歡喜，悲痛更加悲痛，終能導致重生與毀滅。藝術帶給我深刻的感受與啟發，使我的生活充滿它們飛舞的光影。然而藝術引發的情緒浪潮雖然牽動著我，我卻始終隱隱感覺自己對「真」有著更強烈的渴求。這個渴求強過了我起先對美的執著，我覺得這是我從散文過渡到哲學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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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哲：

我想我們都是幸運的。即使我們分別從文學走向藝術與哲學，但都帶著文學的精神往前走。你在二〇〇九年的得獎感言裡形容寫作是生命真誠的反省，不得不寫。我想在生命的不同階段裡我們都需要對自己真誠地反省。我喜歡在很久之後回望過去的自己說了什麼話，這會讓我想起來一些事情，重要的或不重要的。那些都是生活裡的碎片。對我來說，寫詩或是創作都是將生活裡的碎片撿起來，擺放在一起重新排列。我想哲學或許也是如此，在生活裡的碎片裡找到那些精神的所在。

我們或許都離開文學了，但文學其實還在。回顧年少那段時間所遺留下來的，我們或多或少都帶著一些，正在往前走。

但願我們都還能找到它們。

刊於 2018. 04. 22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