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輪廓剪成生活的樣子——《有蚱蜢跳》

 

Fig. 1 My Favorite Flower from series Greenhouse, paper collage, 790x545mm, 2021

兩年多前，一批命名為《溫室》的系列創作（Fig. 1），後來成為了《有蚱蜢跳》的基礎，最初的規劃是在那十幾、二十張大小不一的單幅創作繼續延伸發展，以破碎敘事（fragmented narrative）的方式，由四面八方往內指涉，雕塑出一個空間、主題、物件。但創作對我是這麼一回事：是誠實，是跟著生活走，是沒有辦法強迫。起初的很多想法在每一天日出日落之間被我一點點打掉（成書前夕，我最喜歡的圖最終還是被我忍痛割捨），打掉之後要重新蓋房子，蓋房子很困難，需要一個人靜下心打量複眼與鱗片，試著重新描繪它們，試著把輪廓剪成生活的樣子。像練習音階之前需要擦亮樂器，是行前準備。

我反覆看著平日剪下來剩餘的紙片，想起多年前在倫敦的一個作品《We are not protagonists》（Fig. 2）。那是抵達倫敦後的第一個冬季，倫敦迎來多年來的第一場大雪，我則想起家鄉悶熱的海島。工作室桌上那些紙片，它們是剩下，是不要，是多餘，如同我的隻身前往。我重新排列它們，試圖說一些什麼，讓它們成為什麼。

Fig.2 We are not protagonists-1, paper collage and digital editing, 297x420mm, 2017 © Jui-Che Wu

Fig. 3 《有蚱蜢跳》內頁

《有蚱蜢跳》裡其中一段（Fig. 3）來自於這個經驗。這兩年除了一邊接案工作，一邊試圖從生活裡擠出時間創作。我給自己一個題目：每天做一張圖。這是一種練習：建立起新的規律與模式，在白紙加上形狀與顏色，在該完成的時候完成。完成是最困難的。

我一直在練習完成。《有蚱蜢跳》前後經歷多個版本，詳細數目已經不可考就。我在每一個版本裡看到自己，看到敘事的流動，看到滿意與不滿意，看到完整與缺漏，我一直在這種反覆裡搖擺：總是不夠，不夠好。什麼是夠好？我其實回答不出來。可能是一種感覺。後來我想通，在當下的最好就是足夠好，必須接受當下的無能為力，才能在下一次推得更遠。這才是創作，才是生活。

《有蚱蜢跳》開始在（一隻）蚱蜢、早上、草叢，而後是牆壁、窗戶、碎花桌布，再來是傍晚、池塘，最後回到牆壁、窗戶、碎花桌布，結束在某個（明確的？）地方。若從顏色來看，依序有黃色、銀色、白色、墨綠色、紫色、藍色⋯⋯。我重新翻開很久之前讀的《空間物種：一部空間使用者的日誌》（Espèces d'espaces），喬治・培瑞克（Georges Perec, 1936-1982）對空間提出了很多實驗與提問，從不同角度與維度切入：一頁白紙、一張床、一條街到一整個世界。我好像有了答案，它幫《有蚱蜢跳》下了一個完美的註腳：「活著，是從一個空間移往另一個空間。[1]」

《有蚱蜢跳》是我2019年返臺後，花了多年沈澱、累積、書寫、剪出來的第一本創作。它很乾淨、銳利，但也誠實地反映了我（生活裡）的各種毛邊與細屑，像那些被我搜集在製物盒理——剪下來的、不完整的、零散的、沒有目的的——紙片，它們的確存在，也的確沒有要說一些什麼，但它們是在這本書裡，或我的生活裡，很重要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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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rec, G. (1991) Espèces d'espaces. Paris: Nathan Publishing. 原文：「Vivre, c'est passer d'un espace à un autre, en essayant le plus possible de ne pas se cogner.」譯文取自《空間物種：一部空間使用者的日誌》（麥田出版，許綺玲譯）。

刊於博客來Okapi閱讀誌

Sep 1

很想說些什麼，但說不出口了。

火車快飛

shot on the train from Kolkata to Varanasi. Aug 2013

約莫十年前，我隻身抵達印度的加爾各答，在滿是坑洞的沙德街找到一間背包旅社，一住就住了幾晚，日日在窗台抽用葉子捲起來的短菸。一個月，我沒有事先規劃行程、訂好任何住宿與車票。從每一個車站出來，攔一台嘟嘟車，請司機載我到一間旅社，問了不喜歡我再徒步找下一間。

下一個目的地，則是在上一個目的地過到差不多了才決定。

在島國長大的我一直嚮往在巨大的陸地上移動。加爾各答之後，我一路搭火車去了瓦拉納西、新德里、阿格拉、齋浦爾，中途臨時換了巴士前往尼泊爾的加德滿都與波卡拉，沒有去到我最想去的孟買。在火車上移動，空間被時間拉得歪曲，窗外的風景每一秒鐘在變化，像幻燈機上一幀又一幀的底片被快速循環播放。

像電影。

從阿格拉返回加爾各答的那趟火車，印象裡超過三十個小時。火車吭愣吭愣地快要飛起來，我在狹窄的床位上輾轉反側，可能菸癮又犯：旅行就要結束了，我想起從瓦拉納西啟程的那輛沒有冷氣的巴士，巴士上擠滿許多返鄉的人，人陸陸續續按鈴下車。時過半夜巴士才緩緩抵達邊境，四周都是黑色的。那個時候只剩下包含我五個外國人，我們敲了敲海關辦公室的窗戶，亮燈、開窗、蓋章，「走過去就可以了。」海關揉揉眼睛指著旁邊說。

刊於聯合報副刊 Mar 22 2023

Side A／Side B

Ａ.

生活裡的我需要儀式感讓我保持端正與規律（雖然大多時候執行得荒腔走板）：我喝美式咖啡，騎車去工作室，並在開始工作前挑一本架上的書，握在手上感受它的重量。

我喜歡紙本書，大概是喜歡它們的重量。我喜歡因視覺的重量而產生的錯覺與誤差：往往拿到薄薄一本但實際上扎實地不得了的書，或是看起來厚重，拿起來卻輕飄飄的書，我總會冒出兩種想法，一種是：我是不是被設計師開了玩笑？另一種是：這是什麼紙？（可能是職業病的緣故。）我喜歡紙張的觸感與摩擦發出的聲響，沙沙沙地像是鉛筆越磨越短；我也喜歡紙張因氧化而長出黃色斑點，那是一種皺紋。工作的緣故，書架上堆滿來自各地的紙張樣本，它們被裁切整齊，被收納在一本本樣本裡。有些時間久了顏色變了，有些仍嶄新地發光。

即使做書幾年，我仍然對印刷廠所包容的一切著迷：顏色展現在白度相異的紙張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不同印刷油墨的觸感與味道，師傅操作機器的壓力、速度，每次看印當下也會因環境燈光、感受、臨時起意而做出不同決定⋯⋯，這麼多可控又不可控、理性又感性的因素，讓我對一本書的產生尊重起來。

（我也喜歡印刷廠牆上的水果月曆。）

同時身為創作者與設計師，我時常卡在中間，兩個身份既有關聯又有矛盾，像拔河比賽繩子兩側的隊伍互不相讓。我感謝過去遇見的作者與編輯，大多時候放任我自由吃草。做書這件事，讓我學會如何在兩個身份之間搖擺——有時走在臺前，有時退居幕後。如果能夠最適切地服務並呈現一本書，是最愉快的事。

故事的前言

二〇一九年結束倫敦的學業之後，我飛抵葡萄牙里斯本開始三個月的短期生活。說是生活，因為我的目的並非觀光，要重新建立起新的儀式感，而後也的確有了新的生活秩序：起床梳洗，搭地鐵，在小舖吃兩個魚餡餅（一定要兩個），喝一杯咖啡加牛奶（葡萄牙文裡沒有拿鐵這個詞），再慢步到地下停車場改建的出版社工作室開始一天。

剛開始我找不到創作的著力點，葡萄牙好友Bruno建議我出去走走，所以我去電影院看聽不懂語言的電影、去獨立唱片行、去聽live music（當天剛好重新詮釋了我最喜歡的專輯《Mother Earth's Plantasia》）、去美術館發愣、去街口小舖買啤酒⋯⋯。他偶爾帶我去那些Google Maps上怎麼也找不到的地方，像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得讀懂特定咒語才能找到入口。有天經過斜坡上的普通房子，他停下來轉開一扇門領我進去，裡面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一般里斯本傳統餐館的樣子：花磁磚、冷白燈光、紅色格紋塑膠桌巾。葡萄牙好友們數次在甚歡的言談裡板起面孔，警告我不准外流，他們痛恨觀光客。

《A Horse, A Boat and An Apple Tree》是我在那段茫然的時間裡，閱讀葡萄牙作家José Saramago的《Blind》後，揉合兩年海外生活的體悟，轉化創作出的一本無字的短作。這本書由於是自己的創作，加上出版社的信任與尊重，封面的執行上能夠體現全然的我的意志。它既是書的標題（即使不明顯），也是故事開始的前言，從遠景到近景。出版社老闆Luis事後跟我說，閱讀的過程裡他一直聽到「啪——啪——啪——」電影鏡頭轉換般的聲響。

概念先行

陳柏煜是讀建中時小我一屆的學弟，我們當時都寫字，但一直等到畢業後我才輾轉透過朋友認識。那時他們坐在視訊鏡頭的另一側，靦腆笑著揮手，我尷尬地趕快將臉轉過去。後來他繼續寫，我往另一條路走過去。一直到去年自由副刊的編輯孫梓評邀請我為〈白線〉畫圖。傳來的檔案裡與檔案名都沒有作者的名字。刊出後，柏煜傳來訊息：「他三不五時會和彼此認識的人開這種小玩笑。」我們因為這樣重新見到面了。

後來他邀請我為他的新書《科學家》設計裝幀，先傳來這兩本書的概念，全書分為「蓋玻片」與「載玻片」兩卷，前者為抒情散文回憶成長，後者介於書評與訪問之間；前者拋出疑問，後者給出解答，兩者相互承載。概念寫得生動機靈，我掉進時空的漩渦，回到在生物實驗室解剖的那段神秘時光：小心翼翼將分解下來的組織放上載玻片，小心翼翼將蓋玻片蓋上去，放上顯微鏡下觀察。那是另外一個世界。

這組套書的執行，柏煜與編輯珊珊並沒有給予太多限制。我由柏煜率先舉出的概念延伸發展，最後裝幀擷取蓋玻片與載玻片的抽象關係，再以具象的蝴蝶轉化，從溫室外隱隱的蝴蝶正在羽化（書盒），到展翅（上卷），再到蝴蝶隱身草叢（下卷），層層包裹起來，又層層慢慢剝開，像探索科學，從顯微鏡看見萬物下的萬物。

共同創作

與林小杯熟識，是二〇一七年的波隆那，太陽正熱時我們在室外平臺喝啤酒聊天，至於談論了什麼，我其實記不太清。後來我前往倫敦求學，中間斷斷續續並不頻繁聯絡，下一次見面已經是我返臺後在東區的咖啡廳，她談起接下來的計劃，拿出一本手工黏貼製作的樣書，問我有沒有興趣接下這一本的設計⋯⋯

故事後來就是這樣開展起來的。

當初那本樣書，還擺在很久很久以後的出版計畫裡，她找我先做了這本《再見的練習》，這是她的首部長篇繪本，亦是她嶄新出發的第一本作品。無論從結構、篇幅、畫面的處理，都與她過去的繪本創作甚有不同。小杯在這本書上全權交由我設計，她僅提供當初創作的想法與經驗，並在某些時機參與討論。設計的過程，我考慮閱讀的節奏，因此在些許段落留白、或將文字與圖像刻意分開、用紙張做出視角的區隔，像剪剪貼貼、像填滿顏色，我的角色卡在中間，比設計師多一些、比創作者少一些。

因為熟識，我們時常夜半通話嘰嘰喳喳地交換意見，從東到西，在聊到生活裡的其他事，我再抽絲剝繭思考什麼該保留、什麼該捨棄。我有時候想像這就是另一種共同創作。

書籍作為物件

《Le Défilé》（遊行隊伍）是我在倫敦第二年的創作。那兩年被學校裡無止盡的「為什麼」問到無所適從，終於有個機會能夠自由發揮。我跟身邊幾個好友聽到「自由發揮」反而覺得渾身不適，不知從何下手。兩年來我們被訓練成需要不斷質疑自己，也不斷被質疑。

當了兩年的爬行動物，我們已經忘記如何直立行走了。

《Le Défilé》將書籍看作物件（當然書籍本身就是一種物件），我這裡指的比較像是書籍被當成能被直接觀看的物件，裝幀、尺寸、擺放內容的方式都作為表達的一部分。它既是一隻（或兩隻、三隻、四隻、五隻⋯⋯）蜚蠊，藉由拉出經折拉頁的過程，亦能被看作是一列約莫五公尺長的遊行隊伍。

我送了一本給五歲的外甥當作禮物，他玩得不亦樂乎，我在旁邊看到他獨自找到自己閱讀的方式與角度，做為作者，我很滿足。

Ｂ.

幾年前搬回臺灣，我在樹林租了一個空間作工作室。每天騎十分鐘的車程從Ａ到Ｂ、從Ａ到Ｃ（Ｄ、Ｅ、Ｆ⋯⋯）再到Ｂ：由Ａ開始，在Ｂ結束。這是秩序的一種。

Ａ與Ｂ是秩序；Ａ與Ｂ之間是意料之外。

——刊於《閱讀的島：友善書業合作社書店誌》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