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差的關係,我們通常只能用簡訊聯絡,課業壓力大,一忙起來忘了回覆,又要等待一天過去。在倫敦的一天就是這樣過去的。
一天,二十四小時,跟在臺灣是一樣的。但覺得過得特別快。焦慮的時候。
地球自轉的速度讓時間都失衡,入冬之後,倫敦到了四點就天黑,黑得像是一天就要過去了。工作室的座位在牆的角落,我把工具都帶來,把桌上的空位都填滿,說服自己這裡跟臺灣沒有不一樣。
除了自己,其他都是不一樣的。
我明白一切都太急了。但繳了巨額學費,我如何能夠不期待甚麼。新校區在待開發的邊陲地帶,舊校區一個在市中心,一個在河的南岸,校車一個半小時一班,車程四十分鐘,算著時間,時間就過去了。
Anne跟Joseph不約而同都跟我說,自信一點。他們看穿了我最脆弱的部分,我感覺很赤裸。這幾週的壓力已經瀕臨我能夠掌控的範圍,有些人適應力強,無法理解我的煩惱。Joseph在面談的最後對我說,趕快把原來的自己找回來。我差點又要掉淚了。
他們是如何好的tutor。
Ken在前幾週課堂上像是質問我的方式,剁剁逼人問我為甚麼要選擇那個單字來作為我作品的標題,或許他無心,但對於一個不是native speaker的臺灣人,我真的覺得很恐慌。我無法以我不流利的英文解釋我的概念。從此我就害怕他。
那天在走廊上遇到他,我剛從book binding的教室出來。我聽成他問我,What are you doing?於是我回他,book binding,他用誇張的語調與嘴型跟我說,How are you doing?How,not What。雖然他可能無心,但被羞辱過後的感受一直存在。
今晚是新校區的house warming party,已經有人在牆壁畫了中指了我們才要開始house warming,聽起來是可笑,但西班牙同學Meri說,這是社會的現實,接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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