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靠近、並且遠離

 

左邊。還是右邊。這個疊在那個上面。還是那個在上面。左下角有點空。右邊太擠。畫面不太平衡。換個方向好了。再剪一個圓形當太陽。畫面比較平衡了。但還是少了甚麼。

約莫二〇一四左右，忽然有一天我就不太寫字了。起初寫字，沒有帶著甚麼目的，純粹有感而發，想寫而寫，多是青春期的無病呻吟，後來投文學獎，作品慢慢曝光之後，才開始覺得自己好像能寫，寫詩也寫散文，但是忽然有一天，我就不太寫字了。那個狀態，我很多年後回想，才發覺那就像一夕之間長大。長大好像就懂了甚麼。

即使不寫，我仍然在我後來圖像創作的生活裡不斷地感受到文字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出現。這兩年我的創作遊走於模糊地帶，我無法清楚地定義它們。譬如我在倫敦的畢業製作，談論的是如何用文字、物件與聲音描述時間與距離；或是我第一本獨立出版的創作，用書籍的裝幀、印刷、頁面之間的關係去模擬一個物件與動作的狀態；又或者我在里斯本駐地創作的《A Horse, A Boat and An Apple Tree》，出發於一本葡萄牙小說，後被我重新詮釋。我仔細思索，這些遊走於灰色地帶、不願意說明白的狀態，跟我以往寫詩的時候類似。雖然我渴望讀者讀懂我的文字，但我更著迷於他們擅自解釋、甚至誤會我的原意。不管是哪種形式的創作，它們都是我與這個外界（有效或無效的）溝通的各種方式。

寫字與做圖，它們都反應著我每一階段的樣貌。高中時期寫的字讓我記得那幾年年少單純的煩惱；我喜歡各種老式的氣味，習慣搜集各種舊物件——雜誌、二手書與各式包裝紙——重新剪黏、拼裝、堆疊，賦予它們新的意義，但它們仍帶著自己本身的故事繼續往前走。就如同我著迷於文字本身帶有的聲響與氣味，更喜歡它們組合在一起產生的新的節奏與韻律。爾後我開始喜歡更簡潔地說話，我用剪刀剪出來的形狀也愈來愈簡單，畫面也愈來愈安靜。時常我有一種錯覺，我就像是一張巨大的拼貼作品，集各種樣貌於一體，我享受這種不有任何標籤歸類帶來的自由之身，但常常有人問我：你是誰。你在做甚麼。我卻支支吾吾說不出任何話。

所以我喜歡稱我自己為做圖的人，這個名稱是我在這個習慣將各種人事物分類的世界裡找到的一個解套。這包含我有時做他人的書，即使不寫，我也能用另一種方式服務文字。我通常會先安靜地閱讀，並且從中抽出我的解釋，再轉化為圖像。像二〇一六年我為徐珮芬《在黑洞中我看見自己的眼睛》創作的一系列配圖，過程中非常舒服，作者的完全信任與放任讓我能夠更誠實直接地面對文字，咀嚼後重新消化成我的理解，一層加上另一層，換了一個模樣，它們可以被視為個別為不同首詩服務的完成品，也能被解讀為我重新創作的一整個系列，各自呼應。又或者之前為宋尚緯《無蜜的蜂群》創作的兩款封面插畫，我選擇溫柔的直球對決，在書名上做文章，但盡可能不喧賓奪主，把主場交還給文字本身。

重新寫下並且梳理清楚這些過去的光影，比甚麼都還困難。我時常思緒旋轉得比寫字的速度還快，又不擅整理（看我工作室的桌面就知道），這些看似有脈絡又沒有，抽絲剝繭，縫縫補補，像重新整理自己。寫字與做圖於我而言，像是兩種不同思考的方法。這幾年即使不太寫詩寫散文，但偶爾仍然寫些雜記，記下一些很平淡的生活經驗，直白且不加修飾的，赤裸裸的，那種；偶爾寫文字整理創作的概念，去探索、去考究、去嘗試、去延伸發展、去理解、去切入破題，那種不（需要）被看見的、在光亮背面進行的過程，再以此作為創作的基礎。做圖則是相反，我通常直覺式的創作，沒有草稿或計畫，只有約略的大概的想像，不斷嘗試、用手邊當下有的材料重新拼裝，一步一步接近我所理想。

我享受不斷走路的過程，不斷地靠近某個地方，不斷地遠離某個地方，從來都不真的抵達哪裡，但很踏實。

刊於幼獅文藝2020年十月號

Jun 5

有人做自己，有人做不了自己傷害其他；有人挑戰權力，有人忙著當哈巴狗；有人在圈圈的中心，有人是邊緣人；有人在曬衣服，有人把他人洗好的衣服擺到旁邊；有人在過生活，有人在享受自以為有權力的了不起。

狐狸

我在倫敦看見的最後一隻狐狸，攝於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日，Canada Water

狐狸住在倫敦已經不是新聞了。狐狸第一次來到倫敦是在夏末放晴的上午，狐狸經過街口，狐狸躺在巨大的公園裡曬晾，狐狸去搭地鐵，但不知道如何購票。狐狸等在隊伍裡，狐狸夾著尾巴，隨人群進入地鐵月臺。狐狸在不知道是哪一站下車，晴天已經離開了，雲層厚厚地看不見光，空氣裡忽然有發霉的味道。

賃居在西二區的那幾個月，我每日徒步在學校與居所間擺盪得不成人形。第一次見到狐狸在夜半返家的快速道路旁，晃晃黑影竄過斑馬橫線，鑽進另一側鐵路旁邊的圍欄，消失了。我來不及看清楚牠的模樣，牠就消失了。狐狸去哪裡了。我與歐洲朋友聊起倫敦的狐狸，他們談論狐狸像例行瑣事那樣地日常，我對於狐狸的認識卻是那麼魔幻。有一天無所事事，例行公事般刷Instagram，R上傳了一則限時動態：一隻狐狸在她家旁邊的矮房屋頂上曬晾。我驚喜地回覆她，她卻悠悠地表示這沒甚麼，反倒因為我的過度反應而驚訝。那是大雪過後的出晴的日子，人們因為久日的潮濕，中午休息時間一見光便紛紛蜂擁到陽光底下，好像站在陰影之外的地方就可以洗刷掉連日來濕冷空氣沾上的霉味。

冬天來到前的一個晚上，倫敦的雲壓得很低，但四周是沉默的。像大事要發生的安靜，安靜地像一幅素描畫，沙沙的輕輕的聲響來了又走。大家無心上課，除了輪到自己報告的時間之外，每個人像剛要進入冬眠的動物，隨時準備好鑽入地洞，等待來年的日光抵達。陽光在倫敦是珍貴的。有時候中午艷陽高照，可是不到下午四點天就暗了。倫敦的冬天日照時間比亞熱帶短得多，每天睡醒四周仍是黑色，放學走出學校也是黑色的，我們的一天就是在黑色與黑色之間搖擺。

第一年漫長的冬日，我有點不太習慣，身體尚未適應歐洲的乾冷空氣，日日清晨醒來，臉上皮膚一片一片就快要掉下來。那年倫敦降下四、五年來最大的雪，起初我仍沉浸在浪漫愛情電影裡的老派的陳腔濫調：上一刻在雪裡與七、八個時區外的愛人通電話，下一秒愛人按門鈴出現在門口。冬天結束了，愛人仍然沒有出現。一個人在異鄉的寒流比甚麼都難承受，我常常喊冷，但同時又喜歡將毛衣大衣一件一件往身上披掛，整個冬天在這種心理矛盾下漫長地度過。愛人七月才飛抵倫敦，遲到了六個月份，我興奮地向他敘述了整個冬季我見到的唯一一隻狐狸，狐狸在雪地上留下一排寂寞的腳印，往不知道哪裡去。一路上我嗡嗡吵著，愛人安靜地聽我說話，這半年我們分隔兩地，因為時差我們少說話，各自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

狐狸也是嗎。狐狸好像也是寂寞的。倫敦的狐狸大多獨來獨往，牠們被迫生活在沒有光的洞穴裡，在有光的世界裡，有人，有車聲，有高樓大廈，有種得很整齊的灌木，有行道樹，有柏油地，有玻璃反光，有尖銳聲響，有收音機發出來的滋滋頻率。一次半夜與友人在酒吧喝到微醺才起身離開，凌晨一個人走路返家，在公園遇見兩隻互相追逐的狐狸，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醉了的緣故，竟然也在牠們後面跑了起來，但牠們很快就消失在街角。那是我唯一一次同時看見兩隻狐狸。我常常在想，狐狸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存在，或是我憑空想像出來的一種投射。

西邊的荷蘭公園裡養著幾隻羽毛不是長得很漂亮的孔雀，牠們的尾羽不知道是甚麼原因總是破爛不堪，色澤黯淡，但人們仍不斷地朝著牠們尖聲讚嘆。傍晚時間，公園管理員將一隻一隻孔雀擺上枝頭休息，管理員說，夜間的公園有狐狸出沒，為了孔雀的安全只好如此。

狐狸從來沒有出現過，但整座城市都有牠們生活的痕跡。

狐狸的存在，介於有跟沒有之間，沒有人忘記牠，沒有人真的在乎。離開倫敦的前一晚，我坐在友人房子外抽菸，煙在我的眼前散開，散開的時候，我在倫敦看見的最後一隻狐狸轉頭望向我，我們對望了兩秒，牠俐落地轉身，消失在黑色的巷子裡。

我再也沒有追過去。


全文刊於《幼獅文藝》二〇二〇年四月號